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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西方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誤區

人民出版社  www.hckgvd.tw  2017-06-27        來源: 《國外理論動態》

  作者簡介:許瑤,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內容提要:方法論變革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容易被忽視的往往是那些隱藏在客觀條件背后、無時無刻不影響著研究者的精神、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觀念類因素,尤其是在“觀念導向被良好地包裝成歷史必然”的情景下更是如此。在比較政治學內部,對普遍性的執著代表著對一種既定制度、程序、價值的堅持,它逐漸忽略甚至刻意忘卻了政治世界的多元本質。在比較政治學外部,跨學科理論為應對現實難題導致的學科碎片化問題提供了工具,但構建交叉學科一體化的、追求普遍性的方法論背離了比較研究的學科特性與現狀;更低層次的學科交流也許更有利于比較政治學的發展。二元化觀念能減少社會科學的模糊性和狹隘性,但把握政治世界的多元本質才能防止方法論變革陷入誤區。

  關 鍵 詞:方法論變革;觀念類因素;普遍性;跨學科理論;二元觀

  方法論的變革受許多因素的影響,比如政治環境、研究對象、總體學科水平,等等。這些因素較為常見,也比較直觀;容易被忽視的往往是那些隱藏在研究行為背后、無時無刻不影響著研究者的精神、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觀念類因素。研究者的觀念類因素有時被明確地表達出來,這時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區分出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張力①,持異議者也能找到自我解釋的理由并探尋更合適的場域來發展自己的觀點。因其顯見性,這種情況并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實際上,我們更應重視那些“觀念導向被良好地包裝成歷史必然”的情景。在這種情景中,隱性的觀念類因素對方法論的篩選和引導被顯性的政治環境、研究對象、既有技術等掩蓋,并通過各種方式將方法論變革及其現狀包裝成為某種歷史發展的必然和全部。舉凡方法論所涉范圍之外的現象與因果關系也因此淪落至學科邊緣,甚至不再有機會進入研究視野的中心。倘若比較研究在其對象和方法上受到觀念偏好的隱秘干擾,繼而將其扭曲為某種歷史的必然并賦予其正當性,那么可想而知比較政治學將失去其“探尋政治規律,預測政治現象”的根本價值。

  一、比較政治學及其方法論簡述

  比較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這個古老的概念從古希臘起便成為研究政體的基本方式。它幫助我們辨別政治世界中的相似之點和相異之處,幫助我們理解何者更好以及為什么。正是因其在人類認識世界過程中的不可或缺性,比較政治學這一分支學科在政治學誕生初始就相隨而生,成為政治學的支撐性基礎學科。

  有趣的是,我們從“比較政治學”這個命名中便可以看出這一學科產生的機緣,以及它作為政治學科里唯一冠有方法論標簽的分支學科具有的獨特身份。在確定分析內容甚至目的之前,“比較”就已經為這一學科確立了基本的分析手段,但并非所有“運用比較方法來分析政治現象”的研究都能被歸屬到比較政治學的領域。在亞里士多德開創的政治學傳統中,比較政治學研究被限定在國家層次,傳統上只有對國家間異同的討論才被稱為比較政治學研究。換句話說,比較政治學的顯著特點不僅體現在方法論上,還體現在研究對象上,即必須是對一個以上的國家所作的分析。不過,與國際關系研究等同樣涉及多個國家的分支學科相比,比較政治學在對象選擇和研究分工方面往往是地緣性的而非主題性的,比較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傾向于圍繞既定國別來確定選題和展開分析。

  在比較政治學的三個核心要素中,倘若說“比較”界定了這一分支學科的方法論特征,那么將國家作為比較對象則限定了比較政治學的學科界限,最后一個核心要素直指該學科的本質、價值和意義:作為一門經驗科學,比較政治學從搜集而來的各種客觀事實和經驗中,運用比較的方法展開經驗的實證分析和研究,從中尋找政治的規律,這些描述、解釋和對規律的追尋幫助我們認識和預測政治現象。在比較政治學領域,任何概念的、理論的、規律的總結都必須以事實為起點,又由經驗來檢驗,且受到時間、空間和條件變化的限制。換言之,比較政治學追求真理,但始終以具體的經驗和事實作為起始點和落腳點,尋求經驗與理論之間的平衡。②

  比較政治學的傳統方法論是歷史主義的,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制度主義成為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主流范式。該領域的大量研究集中關注美國的政治,集中關注以法律體系確立的一整套靜態的制度規范,而關于非西方國家的研究寥寥無幾、幾為異類。直到1950年代,各殖民地新獨立國家的涌現,尤其是西方民主樣板在新興國家的移植遭遇的失敗,才打破了西方的制度主義理論以及有關強勢國家的研究在比較政治學中的壟斷地位。關于非西方國家的比較研究開始活躍,比較視野也擴大到法律和制度之外。雖然傳統的制度主義仍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但人們發現這種解釋力僅限于局部的、靜態的對象上。比較政治學領域的學者紛紛從新學科中尋找可以利用的理論和方法,這也推動了比較政治學中新方法論的誕生。理性選擇主義、結構功能主義、新制度主義、政治文化理論等等都是比較政治學在新背景下產生的重要方法論。③它們在各自的理論維度上彌補了比較政治學方法論的不足并擴展了其空間。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當代的方法論較之以往大為豐富,但方法論變革不僅不會終止,還會隨著現代政治現象、尤其是政體發展的日益復雜而繼續下去。方法論變革的內容不僅受政治環境和研究對象的影響,還會受到那些在幕后限制著研究者立場的觀念及意識形態的左右。將方法論與政治現實緊密聯系起來,及時反思和總結其發展中存在的謬誤,能夠幫助我們走出誤區,更好地評價和運用每一次方法論變革的成果。

  二、超越特殊性的一般化努力

  比較政治研究總體上是針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許多學者不論是在方法論還是在成果上,往往掙扎于理論的普適性與解釋的精確性之間。二者之間的張力是顯而易見的:立基于特定國家和地區的解釋所依賴的數據和邏輯完全來源于該項特殊案例,因此該解釋的準確性和現實有效性幾乎在任何時候都受制于具體時空所提供的特定情境。換句話說,解釋越是貼近案例的獨特細節,那么其說服力往往越強,因而更加滿足精準性的要求。

  然而,與此同時,研究者們出于各種考慮又不希望自己的成果僅僅是對所觀察到的表面現象的描述和總結;相反,他們希望能對相關領域進行一種抽象概括。對普遍性的追求要求抹平不同案例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上必然具備的種種特殊性,在這樣的前提下,能夠進入研究視野的有效資料在數量上必然會銳減。

  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存在著張力。倘若某種方法論只適用于單一國家或現象,而少有比較和抽象的成分,甚至有時為了追求解釋的高度準確性,人們會完全忽略比較,只專注于案例本身,那么該研究方法會被打上缺乏歸納性和應用價值的標簽。然而,一旦研究方法追求普遍性,而不是專注于某一個國家或具體政治現象時,人們又會質疑其真實有效性,畢竟不論何時,特定地區和特殊案例都是比較研究的基礎,即便是追求普遍性的學者也不愿因此導致對特定案例的解釋面目全非。

  除上述理論上的困難外,比較研究在現實層面的專業分工也加劇了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矛盾。在比較政治學中,研究分工的專門化和組織化并非依賴于理論流派的區別,而是高度圍繞國家和地區界限來劃分的。比如,美國學術界就傾向于將研究局限于解釋單一國家的變化,因此對特定國家之語言、歷史、文化和制度的了解要遠重于對定量和抽象方法的掌握,后者恰恰是進行普遍性研究的有利工具。一方面,研究者不停地試圖調和那些寬泛的普適性理論與具有特定案例和情境的知識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學科的專業分工又使這種努力難以成功,因為專業細化導致學科碎片化,而遠非提供某種宏大的普遍性基礎。④很多研究體現了這一張力。比如,瓦萊麗·邦斯(Valerie Bunce)在描述多地區民主化存在高度多樣性的同時,還希望提出一種滿足特殊語境的普遍化理論。⑤不同地區有其獨特的民主環境,包括文化背景、社會狀況、政治制度等,這導致民主化的最終結果具有高度的多樣性。然而在描述這些多樣性案例的同時,邦斯的最終目的卻是提煉出一種能滿足不同語境的普適性理論。她分析了多種相關的方法論,包括從鄰近案例和結果中分離出深層次的背景性因素。她希望表明,這樣的差別對建立可靠的跨國家和跨地區的普遍化理論很重要。她總結道,雖然民主的語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化成果的不確定性,但民主化的過程卻是一定的。瑪格麗特·列維(Margaret Levy)在研究有關比較政治經濟學新方向的問題時,觀察到這樣的現象:理性主義者常常故意對研究問題進行限制,使其處于能夠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區間內,并且其研究往往依賴于通用的分析機制;結構主義者則在關注所謂的“大問題”的同時,又要求相關回答是精確的和詳細的。⑥通常,人們希望根據案例的特殊語境確定一些參數,然后將這些特定參數糅合進一種抽象理論中;在驗證該理論的普遍性的同時,實現普適性與精確性的結合。但對理性主義者來說,情況相反,兩者的結合依賴于符合案例的特定理論與普適性的研究手段的結合。

  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盡管難以調和,但1960年代以來它仍舊吸引著無數比較政治學研究者作出不斷嘗試。然而,不論他們提出了何種看似成功的一般化理論,這些理論往往都經受不住歷史的考驗。⑦實際上,這種結果早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主題為“比較政治學中理論的角色”的研討會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眾多比較政治研究中的重量級學者對普遍性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場爭論卻仍舊以大多數人支持繼續建立有關具有普遍性的因果關系的理論而告終。⑧持續的努力不斷印證著這樣的兩難困境:為了追求理論的普適性,學者們不斷將各種變量添加到普遍性理論中,如此一來,即便拉近了普遍性理論與更多特定情境的距離,但也使普遍性理論漸漸喪失了歸納性。⑨

  事實上,在反思這樣的艱難局面之前,有必要適時回顧一下比較政治學的根本目的與價值所在。從上文對比較政治學概念的介紹可以看出,就其發源和發展而言,傳統的比較政治學的誕生是源于辨別政治世界中的相似和相異現象的需求。它運用比較的方法對經驗進行實證分析和研究,最終歸納出政治規律,幫助我們描述、解釋、認識甚至預測政治現象。既然探尋政治規律、預測政治現象是其研究目的,那么任何使這一價值喪失有效性的因素都應當在萌芽階段被排除掉。在徘徊于兩難境地時,指導抉擇的最根本原則應當是:確保對規律的歷史把握、對現象的精確解釋以及由此作出的有效預測。如果處于比較區間內的各個案例,其條件和表現在本質上存在不同,那么比較政治研究在實現根本目的和價值這一目標的推動下將本能地呈現出特殊性和多樣性;如果國家和地區的特殊性導致視其為源發性背景的各種結論難以調和,那么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就應當果斷地放棄對普遍性的追求。

  一個明顯問題浮出水面:既然比較政治學的兩難境地如此顯而易見,那么為何人們在走進這個誤區時并沒有及時警醒或作出防范呢?是什么促使人們即使違背初衷和常識,即便從未取得顯著成果,也仍要追求一般化理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60年代的觀念背景。20世紀50、60年代,比較政治學領域中興起追求一般化理論的熱潮,甚至使得著眼于特殊案例的闡釋性研究一度因缺乏因果性和一般性而受到排斥。一方面,對普遍性的著重強調正好迎合了建立政治科學的需求:引進科學的方法,用自然科學的態度觀察和研究政治現象,促使知識更具歸納性和內在一致性。行為主義批評一些學者不能引進科學方法來尋求普遍性,認為比較研究的目的正是構建跨國的普適性理論,比較政治學是構建關于政治現象之普遍性解釋的學科。⑩在這里,我們可以初步觀察到觀念正在發揮引導的作用。

  但這并不是我們發現的全部。更為有趣的是,同一時期也恰是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價值及其制度取得全球霸權的時代。對普遍性的執著代表著對唯一的既定制度、程序、價值的堅持,它逐漸忽略甚至刻意忘卻了政治世界的多元本質。倘若說科學主義制定的研究議程淘汰了那些追求特殊性和偶然性的比較政治學理論,那么二元對立的觀念則更隱晦地在價值層面上堅定了尋求自由民主的普適性這一目標;更何況,科學主義的引入在本質上就是二元觀念對政治學研究領域的侵入。換句話說,20世紀50、60年代以來比較政治研究中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實際上是二元價值觀念取代多元價值觀念這一變化在比較政治學中的具體體現,盡管這種推動作用被掩蓋在比較政治研究對普遍規律和效用最大化的理所當然的追求中。

  對規律的探索暗含著對普遍性的追求,但不能忽視的根本性問題是:作為一門經驗科學,比較政治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大區別在于,因直接受到諸如政治行為者等不定因素的影響,它難以構建起超越時空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化理論。(11)即使我們需要盡可能地在比較研究中尋找具有普遍性的東西,以便使研究的結果在其他的場合也同樣具有價值,但這種“普遍性”應當嚴格發生在具備這種相似潛質的個體間。換句話說,特殊性的要求針對的是每一個比較案例,而普遍性則應當限定在嚴格選擇的、可抽象出相似性的群體之間,且這一群體的形成不依賴于某種特定價值觀的過濾,而是由歷史發展帶來的自然分化。

  三、方法論整合的多種途徑

  如果說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與困境反映了二元觀念引導學科內部走向方法論誤區,那么執著于跨學科的一體化方法論則體現了學科間亦存在觀念性誤區。

  研究分工和次級學科的發展加劇了學科的碎片化程度。加固學科邊界的需求不僅要切割研究對象,還涉及方法論領域。但單一學科的方法論不足以應對現實中復雜而多面的難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整合學科方法論的回流。然而,在選擇何種整合方式的問題上,學者們的觀點再次出現分歧:他們因態度和認知上的差異而提出了不同的整合方法,交叉學科的主流研究模式不一定符合比較政治學的特點,而放棄宏大的、高層次的一體化偏好也許能更好地使比較政治學從交叉學科中獲益。

  跨學科的一體化方法論

  跨學科研究產生于應對復雜而多面的現實問題的需求,它是發展學科一體化的一種嘗試,被認為在理論上具備連續性。建立一套跨學科理論需要對有關問題、主要因果關系和預期結論提出一套公認的假設,以及對適合于解決當下難題的方法的認同。清晰的、概念化的變量之間必須存在可明確說明的關系,關鍵原理必須在邏輯和連貫性上保持完整。

  在過去的50余年里,比較政治學從一個存在大量描述性研究的領域轉型為一個更加注重概念化、理論化的領域,期間還伴隨著科學方法和普適性目標的引入,也就是使理論具有普遍意義并對未來具有預見性。科學方法對政治學傳統進行了改造,引入了清晰而準確的方法論范式,以便促進跨學科研究的展開。比如,統計分析的方法憑借明確的測量標準對概念展開嚴謹操作,從而有效地提出了可以被估量和推廣應用的數據。這些科學方法由于在概念、標準、操作上獲得了交叉學科的認可,因此有利于跨學科理論的發展。

  然而,當研究者們懷著宏大的目標,試圖建立一個具備普遍性、糅合各種理論、外在地打破了學科邊界的跨學科理論時,以及當我們試圖運用其多樣化的視角來幫助理解龐雜的現實問題時,卻往往發現情況不如想象的那么樂觀。

  以女性研究為例。在過去的40年里,女性研究明確地按照跨學科的邏輯建立起來,并且美國和英國的許多大學設立了相關的研究機構。跨學科研究不僅引入了眾多學科的知識,還要求在同一時間點上整合這些傳統視野以形成新的超越學科邊界的理論和知識。然而,盡管創立了相關的研究機構、專業雜志和學術會議,研究結果卻往往停留在單學科領域內。甚至在該領域占據最核心地位的期刊也是按照學科邊界來組織稿件的,比如《女性與政治》、《政治與性別》等。出現這種結果很可能是因為學者必須在各自學科內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認同。學者受到的訓練主要是單一學科的,并且被制度化地封閉在該學科內,該學科控制著他們的職業結構,并有權評判他們的學科知識的有效性。(12)

  更令人無奈的是,許多問題的研究還受到時限性的困擾,它們僅是某一個時代的產物,其價值常常隨著這一時代的結束而消減。這一因素同樣阻礙了跨學科理論在現實中的運用。(13)比如,致力于東歐研究的跨學科研究中心顯得日益無用;在全球化世界中,那些針對專門地區建立的跨學科研究中心也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像美洲印第安人研究這一類的研究領域——需要大量強調地理區位而非普適性理論——更是與目前一體化的學術潮流背道而馳。(14)

  跨學科的一體化方法論旨在打破學科邊界、糅合多科理論,以便能夠多維度地、整體性地理解和解釋現實世界中復雜而多面的難題。然而,在學科高度分化的大背景下,這種高層次的交叉研究很難實現。

  專業化分工使碎片化的學科更趨于保守,毫無芥蒂的學科交流本身就難以實現。更何況有效進行跨學科交流的前提是概念的準確性和一致性,而這一點在以模糊性與多元化著稱的社會科學內恰恰是難以保證的。正如安東尼·詹姆士·葛瑞格(Anthony James Gregor)指出的那樣:“即便是局部公理化,其必要條件也應達到語義和語法的確定性。然而……絕大多數致力于比較政治研究的專業文獻都充斥著模糊和多義之處。”(15)比較政治學的許多核心概念缺乏清晰度,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對同一個詞匯可能作出相異的概念闡釋。且不論學科之外,即便是在比較政治學內部,想在不同的比較單元之間轉換這些概念都會面臨不少的基礎性挑戰。比如,“民主”這一概念在從西方自由民主理論被引入中國本土的思想流派的過程中,其釋義發生了劇烈而模糊的變化,以至于學者很難運用它來對兩種政體的表現進行準確無誤的比較。

  不僅是模糊化的概念的適用性受到限制,而且比較政治中的一些重要變量也常常與公認的定義和測量方法相抵觸,而如果要將外來方法引入比較政治學,就必須先依據實證主義的標準對其作出研判,必須對事物加以觀察以便引導和實施對理論假設的系統性實證檢驗,如此,這些方法才能被比較研究所接納。(16)

  將跨學科方法引入比較政治學研究中,是希望對那些難以在單一學科內解決的難題作出解釋并將其理論化。(17)然而,跨學科理論的創建卻與本質上以問題為導向的比較政治學不相容。(18)不同于以理論為導向的其他分支學科,比較政治學是經驗性的、復雜的、以問題為導向的;前者從文獻中提出問題,而后者則直接從事與經驗性難題和案例相關的研究。(19)亦即,比較政治學對研究問題、主要因果關系和預期結論等的設定會隨著經驗層面的具體問題而發生變化,因而無法保證每一次研究在方法和結論方面保持邏輯上的連貫與完整。更甚者,有些研究連能否建立確切的因果聯系都不甚在意,只滿足于提供一套精確的描述。盡管這一學科的性質在二元化觀念和科學主義的改造下發生了一定的改變,但總體上而言,這沒有根本性地使這一分支學科就此融入追求一體化的跨學科陣營。

  以二元化的科學主義來切割政治學,會導致諸多復雜難題無法在單一學科內獲得解決,繼而又推動交叉學科研究方法的回歸和發展。盡管高層次的一體化難以實現,但交叉學科的發展趨勢卻是有利的,因而需要持續下去。假如能夠將學科之間展開交叉研究的層次放得更低,從而更貼近實際操作,那么我們也許既能避免上述一系列難題,又能使比較政治學從交叉學科中獲益。

  低層次的交叉學科交流

  當比較研究進展到一定的高度或階段,學者們發現政治學的知識不能充分或完整地解釋政治現象時,或者當他們想實現某些創新時,他們就會對其他學科加以借鑒,將本學科之外的理論、概念和觀念引入比較政治學中,以便對難題作出解釋或實現理論創新。比如,借鑒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視角來觀察和解釋傳統制度主義難以應對的政治現象。盡管這種借鑒也面臨著“發展于某一具體學科的理論難以適用于其他學科”這一難題,但由于其動機僅僅是借鑒新知識以幫助完善或轉換政治學自身的概念或理論,填補比較政治學的空白,因而不要求實現跨學科方法的一體化——實際上,引入其他知識以完善原有理論體系比起跨學科地糅合各種理論來要容易得多。因此,借鑒更容易成功,也是“學者嘗試打破學科界限、重新進行交流的最常用渠道”。(20)

  而在比借鑒更為高級的層次上,也可能存在多個學科的學者圍繞共同關注的話題,彼此展開互助研究,以期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和闡釋復雜而多面的難題。如果說跨學科研究是在一個單一的時間點上對學科知識進行整合,那么現在這種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則是諸種研究范式的集合。當比較政治學面臨的某個難題具備多面性,同時受到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策研究等諸多領域學者的關注,那么他們就能夠在各自的領域內對這個問題作出解釋,這些相互關聯的解釋最終匯合,就形成了多維度的“解釋集”。比如,福利國家由于涉及國家、社會、市場等多個維度,因此成為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社會政策專家以及歷史學家的共同研究對象,這種研究沒有被次級學科間的不同理論假設過多局限,從而圍繞同一個研究對象引入了多視角的理論來幫助理解案例。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范式顯然也比那種自我宣稱是綜合性的和普適性的理論更具現實意義。

  盡管較低層次的交叉學科的交流常常是隨機的、臨時的,缺乏追求一體化的跨學科理論所具備的計劃性和普遍性,但這些方式依舊能夠擴展比較政治學的觀念和知識。實際上,在比較政治學中很少能看到嚴格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的真實案例,比較政治學也并不具備建構跨學科一體化理論的條件。

  隨著新舊視野的不斷交融以及研究對象的推陳出新,比較政治學的概念、理論和學科建設都在發生變化。僅僅關注變化的表象顯然是不夠的,把握真正推動這些變化的現實因素與理論因素能夠幫助我們更準確地抓住學科變遷的脈搏,這既有利于對比較政治學在方法論上取得的成果進行中肯的評價,又能對該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作出審慎的預估。

  在那些影響方法論變革的因素中,我們通常能對諸如政治環境、研究對象、總體學科水平等外在的客觀因素有著直接和顯著的關切,而對在實際中使種種客觀條件在比較政治研究中發揮作用的那些極具變數的“人”缺乏應有的重視。研究者的知識儲量限制了他對研究問題的認知和對方法論的運用程度,而他所具備的背景性的精神、價值、意識形態等觀念,往往時時刻刻甚至悄然無聲地影響著研究者的問題偏好、方法選擇、過程安排乃至結論預設。這些觀念類因素能對研究方法產生篩選和引導作用,從而在整體上左右方法論變革的實際情形。

  在過去五六十年的時間里,比較政治研究在學科內和學科外都陷入了方法論誤區。在學科內,追求理論普遍性的努力被無限放大,以至于不能達到學科對理論與經驗之間實現基本平衡的要求。在學科外,交叉學科蓬勃發展,盡管一般化理論具有更廣闊的實用價值,跨學科方法論能更完整地解決單一學科無從應對的難題,然而這些努力方向卻脫離了比較政治學的基本情況,陷入兩難境地。

  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本質上是以人為基礎的研究,而人與自然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的主觀性和不可預測性。將二元對立的觀念植入本質上多元的社會科學領域,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科學研究存在的模糊性、狹隘性等局限,但前者全面主導乃至取代后者,只會導致社會科學在方法與現實、理想與實際之間的關系方面出現混亂。

  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研究方法應更重視多元化而非普適性。越是宏大的目標,往往越容易脫離現實,成為空中樓閣;越是二元對立的觀念,越容易將研究導向學科目標的對立面,既不能對特殊案例提供有效解釋,也無從在比較中得出富有價值的成果。一直以來,歷史規律就蘊含于社會發展的多元特征中,方法論變革只有不脫離開這個范圍,才能避免輕易跌入陷阱。

  ①流行于時的研究方法并非是那些合理的、恰當的、源自歷史經驗并符合現實需要的、具有正當取向的全部方法的集合,而是可能受到一定觀念的影響和引導,使得部分同樣具有歷史和現實合理性的方法論遭到拋棄。存在的不等于全部,這便是應然與實然間存在的張力。

  ②參見霍華德·威亞爾達:《比較政治學導論:概念與過程》,婁雅譯,唐士其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③參見尼考勞斯·扎哈里亞迪斯主編:《比較政治學:理論、案例與方法》,歐陽景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④James A.Caporasp,"Comparative Politics:Diversity and Coherenc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7,2000,p.699.

  ⑤Valerie Bunce,"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7,2000,pp.703-734.

  ⑥Margaret Levy,"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7,2000,pp.822-844.

  ⑦諸如“經濟發展帶來民主”、“公民社會促進民主”等流行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它們源自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觀察,而一旦跳出特定的環境,這些觀點在邏輯上的嚴謹性便有可能出現松動。對前一種觀點的駁斥已不鮮見,對后一種觀點的辯駁則可從楊光斌分別對魏瑪德國、意大利南部以及印度公民社會與民主關系的觀察結論中找到證據。

  ⑧Atul Kohli,Peter Evans et al,"The Role of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 Symposium",World Politics,Vol.48,No.1,1995,pp.1-49.

  ⑨Sidney Verba,"Some Dilemma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20,No.1,1967,p.114.

  ⑩Lawrence C.Mayer,John H.Burnett,Suzanne Ogden and John P.Tuman,Comparative Politics:Nations and Theories in a Changing World,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96.

  (11)Gabriel A.Almond,"Clouds,Clocks,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29,No.4,1977,pp.489-522.

  (12)Fiona Ross,"Degrees of Disciplinarit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Interdisciplinarity,Multidisciplinarity and Borrowing",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Vol.8(9),2009.

  (13)Elizabeth Bird,"Disciplin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Radicalism and the Academic Curriculum",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22(4),2001,pp.463-478.

  (14)Michael George Hanchard,"Black Transnationalism,Aficana Studies,and the 21st Century",Journal of Black Studies,Vol.35(2),2004,pp.139-153.

  (15)Anthony James Gregor,"Theory,Metatheory,and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Vol.3(4),1971,pp.575-585.

  (16)David Marsh and Heather Savigny,"Political Science as a Broad Church:the Search for a Pluralist Discipline",Politics,Vol.24(3),2004,pp.155-168.

  (17)Michael Moran,"Interdisciplinarity and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s,Vol.26(2),2006,pp.73-83.

  (18)Jobst Conrad,"Limitations to Interdiscplinarity in Prollem Orient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The Journal of Trans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Studies,Vol.1(1),2002,pp.1-15.

  (19)Fiona Ross,"Degrees of Disciplinarit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Interdisciplinarity,Multidisciplinarity and Borrowing",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Vol.8(9),2009.

  (20)Fiona Ross,"Degrees of Disciplinarit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Interdisciplinarity,Multidisciplinarity and Borrowing",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Vol.8(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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