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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對國外“中國模式”是否存在的歷史解答

人民出版社  www.hckgvd.tw  2017-06-27        來源: 《南京政治學院學報》

  作者簡介:成龍,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所所長,教授,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學研究基地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浙江 杭州 310028

  內容提要:在國外關于“中國模式”的研究中,有一種觀點否定“中國模式”的存在。本文認為,“模式”反映了人們對事物運行規律及其存在方式的認識和把握。“中國模式”經歷了從最初設計探索,到后來的重新規劃、框架定型,再到鞏固發展、問題治理的過程,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任何懷疑和否定“中國模式”的論調都是沒有道理的。

  關 鍵 詞:中國模式;探索試驗;概括定型;闊步發展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專項工程2016年度項目“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理論體系研究”(16ZZD018),廣東省宣傳文化人才專項資金2015年度項目“國外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研究評析”,全國黨校系統重點調研課題2016年度項目“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精神實質研究”。

  “中國模式”是否存在?這是國外“中國模式”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話題。絕大多數國外學者充分肯定“中國模式”,探討中國發展的經驗,但也有少數學者對“中國模式”表示懷疑和否定。例如,第三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在論及“中國模式”時,認為“現在談這個(‘北京共識’)沒有太大意義,這還是個過程,還處在尋找、探索的過程中”[1]44。德國杜伊斯堡—艾森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東亞研究所所長海貝勒(Thomas Heberer)認為,中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因此我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并不存在。中國的這一轉型期將伴隨著急劇的社會變革和政治改革,這一過程是漸進的、增量的,在這種條件下,我們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1]113。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并不獨特。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2]自序。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陳志武也持同樣的觀點。他在臺灣出版了一本題為《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China Model Never Exists)的書,明確否定“中國模式”的存在。筆者認為,“模式”反映了人們對事物運行規律及其存在方式的認識和把握。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無不在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今天,經過新中國6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否定“中國模式”的存在,這在邏輯上是不可想象的。本文力圖通過歷史還原,揭示“中國模式”從最初設計探索,到后來的重新規劃、框架定型,再到鞏固發展、問題治理的過程,說明“中國模式”不僅存在,而且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

  一、“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既與“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共和國相區別,也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相區別

  創建具有中國特點的新式國家,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人的理想。早在20世紀40年代,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中,毛澤東就發出“中國向何處去”的疑問。他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即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3]675。原因是無論“歐美式的”,還是“蘇聯式的”,都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毛澤東指出: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極不發達。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現代化工業僅占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90%左右。這種國情決定國家必須把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的首要目標。在經濟結構上,要允許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這五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存、彼此互補、共同發展。對私人資本主義,要實行“適度”發展和“節制資本”的雙重統一政策。對農民,要實行“保護個體經濟”和“引導合作經濟”相結合的政策。在政治上,要實行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主要的歷史經驗,也是主要的政治綱領。在國內,要“喚起民眾”,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結成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在國際上,要聯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人民。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部,要防止居功自傲、糖衣炮彈、官僚腐敗、蛻化變質。這就是毛澤東關于新中國的“建國大綱”,也是“中國模式”的最早雛形。

  但在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卻放棄了最初的設計,照搬了蘇聯模式。對于這一點,毛澤東曾坦率承認。美國歷史學家邁斯納認為,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照搬蘇聯模式,原因在于“他們當時還對蘇聯的歷史經驗持信任態度,認為這種經驗提供了一種可供仿效和采納的模式。這種模式表明,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可以在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支持下實現工業化,并且不經過資本主義道路走向社會主義”[4]173。對蘇聯模式的弊端,毛澤東早就覺察到了,并在50年代中期展開大規模的調查研究,重新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早在1956年3月17日,在聽取了鄧小平的匯報、討論蘇共二十大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5]6。在4月4日下午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更具體地發揮了上述基本思想: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過去我們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5]10。4月25日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其思想主旨是“以蘇為鑒,引以為戒”。在論及“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好處都要學,但要能有選擇、有分析、有批判地學,決不能盲目照抄、機械照搬,簡單移植,對于不足之處則要揚棄。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6]42 1956年12月5日、6日、7日三天晚上,毛澤東同黃炎培、陳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談話,批評蘇聯斯大林時期過早地結束了列寧新經濟政策,提出中國可以再搞一段新經濟政策,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薄一波回憶這段歷史時寫道:“毛主席的三次談話,我覺得貫穿了一個基本精神,就是在中國還需要繼續實行一段‘新經濟政策’。”[7]4331957年初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一次提出“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思想,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6]228-229。《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提出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民主的設想: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顯然,這些論述,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大綱,是克服蘇聯模式,探索中國自己發展模式的結果。

  毛澤東的上述探索曾經在國外引起強烈反響。據湯森和沃馬克所著《中國政治》一書,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就曾展開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這一論題大多產生于毛澤東從50年代中期統治了中國政治的那些政策。這些政策看起來使中國脫離了集權主義模式、蘇聯模式和各種發展中國家模式,并規定了取代這些模式的毛澤東主義形式的發展模式的主要方面。因此,正如在辯論中所引證的,‘中國模式’確實意味著一種‘毛澤東主義模式’。”[8]23-24 1977年,施拉姆著文指出:“‘照搬蘇聯’的政策(正如毛在1962年所說),早在50年代中期就被部分地拋棄了。”“甚至在1955年底,當毛剛開始思考中國獨特發展道路的可能性時,他就首先是從政治上看問題的。”[9]11 1980年3月,日本季刊《現代經濟》刊登了日本一橋大學石川滋、東京大學宇澤弘文、內田忠夫等人《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一文,把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國經濟政策的基干”稱為“毛澤東戰略”或“中國模式”[10]。1981年,施拉姆再次指出:毛澤東對中國“獨特道路”的探索是相對于“蘇聯模式”的,“他設計了一個比蘇聯更純潔、激進、人道的新社會主義模式”[9]220。施拉姆進而認為,“作為特點,人們經常引用以下兩點:(1)群眾為了自己的事業應該動員起來;(2)在經濟發展中,比起技術因素來,應該更強調人的因素。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這兩點在10年前顯示了‘中國模式’對蘇聯模式的優越性”[9]260。

  然而,由于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晚年毛澤東不但沒有能夠克服蘇聯模式的錯誤,而且在“反修防修”的口號聲中進一步強化了蘇聯模式,錯誤發動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再次模糊了。

  二、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亂局,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走向崩潰邊緣的國民經濟,還有教條主義的束縛,在“百廢待興”“千頭萬緒”中擔當了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重新規劃中國發展模式的重任。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了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實現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轉折。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提出了“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目標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發展經濟方面,正在尋求一條合乎中國實際的、能夠快一點、省一點的道路”,其要點“包括擴大自主權和民主管理,發展專門化和協作,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先進技術和中等技術相結合,合理利用外國資金、外國技術等等”[11]246-247,并說,“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蘇聯搞社會主義,從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經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會主義,它也吹不起牛皮。我們確實還缺乏經驗,也許現在我們才認真地探索一條比較好的道路”[11]250-251。1980年5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頭,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12]1261980年5月31日,在談到處理兄弟黨關系的原則時,鄧小平指出: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既然這樣,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去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中國的模式。“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混淆視聽,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11]318這是鄧小平最早談及“中國模式”與世界各國模式的關系。

  1981年6月,由鄧小平主持起草、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更明確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上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3]2-3。黨的十二大提出,要在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注意發揮多種經濟形式的作用;要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3年4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央代表團時指出:“任何國家的革命道路問題,都要由本國的共產黨人自己去思考和解決,別國的人對情況不熟悉,指手畫腳,是要犯錯誤的。”[14]27 1983年6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參加1983年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外籍專家時,再次指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3]291988年5月18日,鄧小平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說:“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并且,“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3]261。在這里,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有自己的發展模式。同年10月17日,他在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時再次強調指出:“各國只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發展戰略和與之相適應的方法、方式,制定適合自己具體實際的政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驗相互可以參考、借鑒,但絕不能照搬,都是一個模式不行。”[12]415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戈爾巴喬夫時,他又進一步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后,甚至失敗。”[13]292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一再強調,“模式”因各國的國情而有所不同,凝固不變的模式是沒有的。

  1992年“南方談話”以后,鄧小平回顧和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和經驗,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展開全面論述。他一方面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這也就是“中國模式”具有“確定性”和“動搖不得”的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13]371這也就是“中國模式”具有“不確定性”和“該完善、該修補”的方面。

  然而,到鄧小平退休之時,由他所開創的“中國模式”的一些關鍵性設想還沒有真正落到實處。黨的十四大根據鄧小平的提議,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大會報告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14]226-227。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勾畫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藍圖和基本框架。會議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15]56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有人曾向江澤民提出,你們搞市場經濟,為什么還要在前面加上“社會主義”?江澤民回答:“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16]203。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肯定: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這就實現了解放思想的新的歷史跨越。黨的十六大進一步完善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立了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些論述,把鄧小平的設想進一步落到了實處,“中國模式”的框架至此基本定型。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入低谷,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失敗論”不脛而走,美國奉行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極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針對這種情況,江澤民一再強調世界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堅決抵制新自由主義,努力捍衛中國模式。1991年10月29日,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華盛頓時報》原主編博奇格雷夫采訪時指出:“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和社會制度,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水平,取決于這個國家人民的選擇。中國無意輸出自己的模式,但我們也反對別人將其模式強加給我們”[17]69-70。1999年10月22日,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中,江澤民進一步指出:“中國既不能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也不能硬搬其他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而必須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18]2000年9月,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再次指出:“如同宇宙間不能只有一種色彩一樣,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種文明、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價值觀念”,“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進,保持經濟發展模式、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多樣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機盎然地發展”[17]484-485。

  三、“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先后于2004年超過法國,2005年超過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8年以來,在新自由主義走向衰落、國際社會普遍遭受金融危機打擊的背景下,“中國模式”更一枝獨秀,顯示出無比的魅力。然而,受經濟起點低、底子薄等客觀因素和一些官員片面政績觀等主觀因素的影響,發展的觀念和方式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經濟社會矛盾尤其突出。中國模式進入戰略調整和問題治理的新階段。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五個統籌”以及科學發展觀的基本思想。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同時,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個部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發展理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原來的“三位一體”拓展為包括“社會建設”在內的“四位一體”,同時把“生態文明”首次寫入報告。在強調科學發展的同時,胡錦濤強調尊重不同發展模式和推動發展模式的多樣化。2004年6月14日,他在羅馬尼亞議會演講中說:“應該尊重各國根據各自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19]。在這里,“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相提并論,體現了二者概念指稱的一致性。2005年4月22日,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上指出:“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20]850-851這是十六大以后中央面對大調整、大變革的世界,首次正式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而尊重不同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則成為這一理念最基本的內容。

  黨的十八大結束不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必定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可能一成不變,社會主義從來都是在開拓中前進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鄧小平同志為它確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這篇大文章上都寫下了精彩的篇章。現在,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文章寫下去。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一定要有發展的觀點。”[21]23這就表明了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國模式”的堅強決心。

  2013年3月19日,習近平在對俄羅斯、坦桑尼亞、南非、剛果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并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前夕,在接受眾多媒體的聯合采訪時指出:“正如一棵大樹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樹葉一樣,天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22]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會上,習近平指出:“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上升,國際上關于‘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等議論和研究也多了起來,其中不乏贊揚者。一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導致一些西方理論正在被質疑,一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在顛覆西方的傳統理論。2004年5月,英國著名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表了《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通過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仿效的榜樣。甚至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模式’的有效性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人類思想寶庫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我們始終認為,各國的發展道路應由各國人民選擇。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奮斗實踐中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3]111。在這里,習近平總書記總結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討論,把“中國模式”等同于“中國道路”。2014年4月2日,在歐洲學院的演講中,習近平再次強調:“中國不可能全盤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否則的話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后果。”[24]在這里,講別國的發展模式是以自己的發展模式為前提的。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25]在這里,“中國方案”的意涵所指與“中國模式”并沒有本質的不同。有人認為,鄧小平打造了中國模式1.0版,習近平則著力打造中國模式的2.0版。2.0版的中國模式有七大特點: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市場化,文化的中國化,治理的法治化,社會的自治化,環境的生態化,政黨的廉潔化[26]。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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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習近平歐洲學院演講:中國不能全盤照搬別國模式[EB/OL].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0402/070518687795.shtml.

  [25]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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