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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政治義務的擔當及邏輯

——政治認知視角下的分析

徐百軍

人民出版社  www.hckgvd.tw  2017-07-12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對于現代國家的公民來說,政治權利已經成為政治行動正當性的依據,在現代政治話語體系中似乎具有不證自明的獨特優勢。與之相較,政治義務卻在話語體系中處于邊緣化態勢,甚至在一些政治場域處于“失語”狀態。事實上,在現代政治中,對政治義務的認知、政治義務的踐行情況都對政治權利的鞏固、政治秩序的構建發揮著重要作用。

  這是一個倡揚權利的時代,其所開啟的政治話語模式主導著人們日常的政治思維,并且影響著人們在日常政治實踐中的策略選擇。對于現代國家的公民來說,政治權利已經成為政治行動正當性的依據,在現代政治話語體系中似乎具有不證自明的獨特優勢。與之相較,政治義務卻在話語體系中處于邊緣化態勢,甚至在一些政治場域處于“失語”狀態。事實上,在現代政治中,對政治義務的認知、政治義務的踐行情況都對政治權利的鞏固、政治秩序的構建發揮著重要作用。

  認知政治義務的兩種邏輯

  在評斷政治義務之前,我們必須知道政治義務究竟是什么?按照日常政治生活的實踐經驗和現實需求,我們傾向于從廣義視角來理解政治義務。由此,政治義務指的就是公民對于國家所實施的法律、政策等權威性制度安排的服從,而且這種服從有道德理由的足夠支持。可見,政治義務呈現了公民以服從國家為導向的生活方式。

  通常,對一個事物進行價值評判主要基于兩種不同的邏輯:一是其本身的價值屬性,其好壞不受外在因素的影響,這是一種基于內在性的本質主義理由;二是其因為差異性運用而得到的差異性結果,其價值屬性的好壞是變動不居的,外在因素對于其運用具有關鍵性影響,這是一種外在性工具主義理由。對于政治義務來說,如果依據內在性本質主義理由,那么只要國家還處于有效的運轉狀態,即便是諾奇克所謂的“最弱意義的國家”,公民依然會且必然會選擇以政治義務為內容的生活方式。然而,人們常常會依據外在性工具主義理由來否定內在性本質主義理由,從而對政治義務持有負面評價。

  在此,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在現實政治中對政治義務的評價是如何趨于負面的?國家的存在需要所有公民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可見政治義務具有普遍性的要求。普遍性的政治義務體現了一種均等主義的意味,不過,這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均等主義,而非實質上的均等主義。比如,一個國家的所有公民都必須承擔納稅的政治義務,在納稅的形式上所有公民都是均等的,但是公民實際上繳納的具體稅額是不同的,在納稅的實質上所有公民并不是均等的。就政治心理而言,形式上的均等主義或許比實質上的均等主義更具有象征意義。人們更關注一個人有沒有逃稅,而往往不太在意他逃稅的具體額度。一旦政治義務無法實現形式上的均等主義,那么政治義務普遍性要求的規范意義也就面臨著質疑。

  當國家不能普遍地要求所有公民去承擔服從的政治義務時,政治義務承擔“特例”的存在將會嚴重耗損政治義務的存在價值。比如,國家出臺的計劃生育政策,所有公民都具有普遍服從這一政策的政治義務。但是,如果某村村干部利用自己的職權成功超生并繼續把持村政,而普通村民卻在意圖超生期間被國家計生工作人員及時發現并終止了妊娠。在此種情況下,村干部與村民承擔的政治義務顯然是不均等的。從村民的角度看,很容易由于這種差異性承擔而對政治義務持否定性評價。對此,國家為了維持政治義務的普遍性要求,通常對違反政治義務普遍性要求規定了懲罰性舉措。比如,對于逃稅者實施包括剝奪人身自由等在內的刑罰制裁,對于違反計生政策的人征收罰款、褫奪公職等。懲罰體現了一種補償性正義,人們或許考慮到懲罰的成本而履行對國家的政治義務。可是,這只不過給出了政治義務一個外在性工具主義理由。因畏懼懲罰而履行政治義務,本身并不會改變對政治義務所持有的消極評價。恰恰相反,它乃是人們厭棄政治義務的一項“鐵證”。

  影響認知的關鍵因素

  政治義務主要發生于個人與國家之間,一方是政治義務的承擔者,另一方是政治義務的施加者。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質量的高低影響著人們對政治義務的價值判斷。

  當個人與國家保持和諧關系時,個人處處為國家分憂,國家時時為個人著想,那么個人就會自愿地承擔政治義務。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義務的內容具有獨立性,個人服從的不僅是政治義務的具體內容,更表達了對政治義務施加者的認同與服從。戰爭狀態下服役士兵上陣殺敵,可以說是履行政治義務的典型。可以說,服從政治義務,更多表達了個人對于國家的政治忠誠。當然,對于服下毒酒的蘇格拉底來說,“不服從”則是其對雅典城邦表達政治忠誠的另一種方式。

  當個人與國家處于緊張關系時,個人總是設法擺脫國家的約束,而國家總是設法強化對個人的控制,那么個人對國家政治義務的承擔往往帶有明顯的強制性,他們往往迫于國家機器的暴力震懾而不得不為之。在這種情形下,個人對于政治義務的價值判斷往往依賴于政治義務的具體內容。比如,當國家向個人提出服兵役的政治義務時,入伍者經過簡單的軍事訓練后就要開赴前線,與敵國士兵進行殊死激戰。但有人認為,無論在戰場上殺死對方或者被對方殺死都將違背其良心,因此拒絕承擔服兵役的政治義務。但這可能并不影響其對納稅義務的認同及履行。在這種情況下,實質上是將個人意志置于國家權威之上,以此判斷政治義務。這也是雅典城邦執意處死蘇格拉底的根本原因。

  作為“公民”的政治義務

  既然政治義務的價值屬性受到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影響,那么怎樣才能建構一種可欲的政治義務呢?這就涉及如何界定“個人”的問題。或者說,我們究竟是做一個好公民還是一個好人呢?

  好公民之所以“好”,是因為其出色地完成了對于國家政治義務的承擔。其實,公民的“好”就是國家對于個人的社會價值的政治承認。因而,好公民是一個政治概念。沒有國家,就沒有公民,更無所謂好公民。在好公民的政治視界里,政治義務是一種好東西。與之不同,好人并不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不需要依附于國家,它只對個人負責。作為好人,并不需要去思考政治義務的承擔問題,甚至可能拒斥國家施加的政治義務。只有在至善國家中,一個人才能夠實現好公民與好人兩種角色的統一。

  國家的繁榮離不開好公民的耕耘,政治義務與政治權利對于良序政治而言猶如車之兩翼,不可偏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擔當問題研究”(14CZZ01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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